不知从何时起，阅读小说不再是可口的下午茶，而是一次严肃的审判，抑或是一场神圣的祭祀，而祭品正是阅读者已不再纯洁但妄图洗净的灵魂。纠结的物象，迷宫般的叙事，永远得不出谜底的谜面，正如零散的杂乱无章的现实片段穿插着若隐若现的境梦，正好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通向最终宿命的全部。于是，在恰当的际遇，我捧起了格非《人面桃花》，并一度在一种很迷离的氛围中体味人物的鬼魅性的存在，阅毕已是太阳西下，仿佛一场半梦半醒之旅。这次借着学院举办读书活动的机会，再读江南三部曲的后两部。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三部曲其实只有一部，后两部只不过是《人面桃花》在不同时代的投射而已。

人与梦

人面和桃花，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意味深长。自博陵书生崔护进京赶考不期然而邂逅一位美丽的女子，因稍纵即逝的往昔之憾情结成夙缘。千百年来，“人面桃花”至美却伤感。在格非的笔下，“人面”是宿命一样轮番出场的人物，前有陆侃，有秀米，有张季元，后有谭功达、姚佩佩、郭从年，有谭端午、王元庆。 “桃花”相对于“人面”，是一种迷离的梦。

格非可谓是筑梦的高手，他的小说总是出现梦，《人面桃花》里的梦也不下几十处。“梦”包含梦想但绝不是梦想那么简单。它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朦胧甚或是错误的认识。它是对自身局限性的一种挑战，是受到某种暗示的蛊惑，或者根本就是情欲不能满足的一种转移。抑或，梦是一种仇恨，是一种贴近，是一种忏悔，是一种宿命的偶然，是一种悲剧美的挣扎。“花家舍”是小说中梦中桃源的代名词，三部小说都有此物象，这座小岛与现实的村庄只有“一箭之地”，而这“一箭之地”就是人与梦的距离，永远无法到达的距离，而试图以实际行动跨越这种距离的陆侃们、秀米们、谭功达们都悲壮地以疯掉、哑掉、死掉而告终。更具讽刺的是，在第三部《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早已伦为声色犬马之地，代表梦的小岛就此在横流的物欲中沉没，上面依稀飘浮着几个惺惺作态的阳春白雪的“诗人”。

梦与宿命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短暂易逝与永恒之间的一种对比吗？是！并且是一种永恒的轮回，永远不可能的完成。因为是轮回，就有宿命感。《人面桃花》中，阁楼和疯是小说宿命感的象征。小说的开篇是陆老先生走下了阁楼，然后就不见了；之后张季元住过阁楼，为“革命”而死；秀米住过阁楼，在疯过、哑过之后安静的死亡。《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与姚佩佩也冥冥之中未能挣脱宿命的安排，当彼此回归内心的时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恰似当年秀米与张季元的暧昧纠葛。《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对“一天天烂掉”的自觉追求，正是他祖靠们奇异的血液在他身体中流淌的印证，精神世界之桃源恍如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支配着他，驱动着他，使他一直游离在现实与梦境之中，转而跌入一个接一个更深的梦，最终到达他的宿命，成为一个坚守诗歌的“无用”之人。之所以是宿命，正是在于这种人和梦之间的错位与轮回。

格非选择了清末民初、共和国成立之初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三个乱社会为舞台表达自己对抽象的人性或者人心的体会。从宏大方面讲，人与梦最终构成了乌托邦和一个时代的宿命，而最终定型的历史，不过是梦制约人的一再上演而已。变的是舞台，是时间，是人面，不变的是人面桃花的错位永恒。

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非以及他的小说，也是人与梦的错位而结出的奇葩。小说家王安忆在谈到小说的定义时说，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一个绝对的心灵世界，它完全出于一个人的经验，并且没有任何功用。这正与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无用”的意念如出一辙。格非自己也说“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细细想来，失败感大约多是源于人与梦的距离感以及无法跨越的挫败感。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小说家的梦与这个时代错位得近乎可笑，有多少人还愿意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卡夫卡）。

迷离

因为永远不可能完成，就有迷离感。格非的每部小说，都充满神秘的迷离。真实与虚构交织，现实与梦境重叠，把幻想之物隐匿在小说真实中，它深刻的真实仿佛就是不真实。李义山在小说中反复被提及，事实上格非所有小说都有李商隐迷离的存在。革命之梦不可能如革命者想象的那样完成，它不纯粹；秀米对许多事情的认知永远达不到清晰可见，它充满困惑；父亲到底何去何从，母亲与张季元为何是那种关系？那本日记的真实近乎恐怖，许多人的欲望和不可知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历史。或者把历史抽空，单就这种欲望的交织，彼此互为无物与执著于一念，就太迷离了。正如雅克拉康所言，真实具有一种虚构的结构，在梦乃至白日梦的伪装之中出现的东西，有时就是社会现实压抑着的隐藏的真实之显现。

小说的迷离还在于格非迷宫般的叙事。但见一条小径通幽，走着走着便有分叉，一个分叉接一个分叉，眼看的景象似曾相识，似在梦里见过，不曾见过也未可知，只是分叉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迷离，等醒悟过来时，早已进入交叉小径的花园深处。稍嫌遗憾的是，较《人面桃花》，《春尽江南》构思平凡，叙事的艺术感和语言的美感略显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