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去武汉开会，需要一本薄书随行。于是很偶然地带上了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后来的五天中，这书就一直在我的手中、脑中与心中。

我觉得这本书说了许多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好的话，解答了许多困扰我的问题。我觉得从此我能活得更加明白了。

这些困扰我的问题，有一个总主题，它就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人如何避免落入犬儒主义的困境。

所谓形而上，就是相信世界有一个本质等待我们去发现，相信人类有一个本真等待我们去回归，从柏拉图到前期的海德格尔，都在塑造这个幻境。现实告诉我们，这个本质、本真的幻境的有效期非常可疑，它成了过期的药，甚至毒药（当然，在智者的手中它们还是创造的上佳材料），它们不是赋予我们力量，反而让我们自我阉割，去势。于是，在抵抗这种自我阉割的过程中，我们纷纷成为了犬儒主义者，聪明的犬儒主义者，用王尔德的话来说，他们知道任何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但罗蒂的书提示我们，犬儒主义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反讽主义，而且是有信念的反讽主义者，一方面坚守自己的终极语汇，一方面时时检讨自己的终极语汇，与此同时对他人的终极语汇保持一种开放、敏感、尊重、学习、批判的态度。

罗蒂说：

反讽主义者认真严肃地面对他或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他们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的信仰，不再相信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在“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这些无基础的欲望当中，包含了一个愿望，亦即希望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

自由主义历来是个暧昧的词，在大众文化中更是一个嫌疑犯，但从罗蒂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基本上可以用一个词来替代，爱，大爱，对人类的爱。

这种爱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包括公共空间的爱，与私人空间的爱。

自从康德以来，坚持自我完善的浪漫主义与坚持社会责任的道德主义之间，就一直保持着紧张状态。换言之，公共空间的爱与私人空间的爱之间一直被各种理论做着不同的取舍。

那些以自我创造或私人自律的欲望为主要出发点的历史主义者，如海德格尔与福柯，往往仍然和尼采一样，认为社会化与我们自我的最深处是格格不入的。而那些以追求正义自由的人类社会为主要出发点的历史主义者，如杜威和哈贝马斯，则往往还是认为企求私人完美的欲望感染了“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与“感受主义”（aestheticism）的病毒。

但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放弃了从理论上超越这种紧张的企图，而是倡导在实践上走中庸之道，采取黄金分割。

罗蒂说：

公正自由社会的目标，乃是让所有的公民尽量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成为私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和感受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时间范围内为之，不伤害他人，不使用其他弱势者所需的资源。

这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去表述的，用的是“不”、“不要”等语汇。而从肯定的意义上去表述，就是在这个“负面清单”之外，坚持自己的、并且维护他人的安于平庸的自由，或者如果愿意，自由地追求我自己的自我创造，刺激他人的自我创造。

罗蒂一直努力避免精英主义的论调，但他对于精英主义的人生观还是难于割舍，他评述尼采的观点说：他认为一个成功极致的个人生命，就在于它避免对其存在的偶然（或偶然的存在）作传统的描述，而必须发现新的描述。

我认为，对于他人，我们不妨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对于自己，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自己来说，何妨继续在适当的范围内追求尼采所谓的成功极致。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明白没有可以救赎我们的终极“价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弃救赎，因为我们还是可以自我救赎，这种救赎在公共空间，就是自由与爱，在私人空间，就是自我创造，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自我超克（self-overcoming）。

但是，作为一个有信念的、有爱的反讽主义者，我们又要时刻提醒自己，让自我感到需要救赎者努力自我创造，自我救赎，让没有感到救赎需要者享有拒绝救赎的自由。

作为一名好为人师的老师，我们要把种种“语汇”“描述”“话语”“叙事”“货色”都展示出来，暗示我们所爱的同类，你所被抛进去的“坑”并不是唯一的坑，你可以选择别的“坑”，而最高境界就是游走在不同的“坑”之间，创造自己的高地。只要不伤害别人。

用罗蒂的话说，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可以

避免成为只是按照预先写好的剧本扮演角色的人。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我们要：

坦然地接受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乌托邦的叙述，……相信乌托邦的实现，以及构想更多的乌托邦，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永无止境地、日新又新地实现“自由”，而不是与一个早已存在的“真理”趋于一致的过程。

带着这种有信念的反讽主义的态度，让我们做好公民，尽好本分，创造自我。

让凯撒的归于凯撒，让耶稣的归于耶稣。

让我们个人的中国梦不要妨碍别人的中国梦，在这个前提下追求自我创造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