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唐德刚先生逝世时，说到他的学术成就时，总是会提到他做的口述史，其中提到最多的便是《胡适口述自传》。早就买了此书，近日得空得以一阅，果然有趣。原来只把此书作为闲书看待，正事做完后得闲偶尔翻阅一下而已，却不料翻上几页便爱不释手，竟然一鼓作气看完大半，还忍不住在扉页上写上这么几句话：眼光之深刻，思想之深邃，文字之灵动，讽刺之有趣，棒喝之有力！此书分两部分，正文是胡适的口述，讲述他的一生经历，包括家庭历史，求学过程，政治思想，学术兴趣，治学方法等等，附文是唐德刚的评注。这几句话是针对唐文而发的。可以这样说，读唐文远比读胡适自述来的有趣、有意思、有嚼头。一般的注释大概起的是说明的作用，比如文字解释，背景讲解，语句说明等等，大都会采用一种客观或旁观的态度，唐氏注释也有这种作用，但同时又大大超越了这种体式。你看到是唐先生极富个性的评述，或者说是与胡适正文的对话，乃至批评和批判。你读到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极有深度的思考，对历史现象活灵活现的解剖，对历史问题的有的放矢的总结。唐先生胸怀开阔，论述思路纵横捭阖，笔触汪洋恣肆，让多少有点单调的胡适自述变得丰满立体起来，同样是历史，在唐氏的评述下，死的历史活动了，抽象的概念生动了，难懂的道理弄通了。这是很了不得的功夫。没有对历史的通透了解，没有那种过来人的深刻反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印象最深的是唐先生与胡适之间的商榷。大多数评注其实都是唐胡之间有板有眼的商榷，说“商榷”当然只是一种委婉语，更确切地说则是批评乃至批判。这里做一点引述，可窥一斑。在胡适说到在康奈尔留学，生活费减缩，生活困顿时，唐先生有一个注，说明胡适等那批拿着庚子赔款，来自社会上层的职工实在已经是过了人上人的生活了，相比他自己（唐德刚）四十年代末来美国留学身无分文，在饭店洗盘子打工养活自己，实在是天壤之别。唐先生下面这段话值得注意：“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一九一二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着一句四川话向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可惜胡老师听不懂唐氏的四川话。唐先生此注这样结尾：“庚款职工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才，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老百姓距离多远啊。”在没有读到这些话前，再怎么也不会想到唐先生会发出如此这样的感慨。尽管都是在美国留学，后来也都是成名教授，但生活经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看问题也会有不同。唐先生把他的真实想法晒给读者看，实际上也是把历史的不同面展现了出来。这种不同的地方，在涉及胡适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时，例子就更是比比皆是了。在说到胡适用从他在美国学到的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探索治学之道，大力推崇乾嘉之际的“考据学”，“校勘学”和“训诂学”时，唐先生有这么一段评述：“如果我们说‘置天下饥馑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倡导什么“训诂、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唐氏这是在批评胡适脱离时代，装进古纸堆，研究“死”学问。他举例说，“在（抗战胜利后）这个学期中，所谓胡适思想简直未发生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便是他与时代完全脱了节。胡适之先生在本章所说的 ‘治学方法’，原是学术界的奢侈品；奢侈品只有在像我国的乾嘉之世，或今日的富强甲于全球的美国，才能大排用场。当然多难的祖国，总归也有富强的一天啊。”可以看出，在把胡适拉回到具体时代加以评点之时，唐先生也在抒发他自己的去国怀幽之情。他与胡适商榷的主线便是他认为胡适的思想和学问之道过于理想化，缺少现代社会学理念的支持，而实际上这也是对历史的不同的感觉的结果。所以他对胡适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比如关于胡适的“自由”观，唐先生这样说道：“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胡适脱离时代，在唐氏看来，主要是他研究的东西不能用于时代之需要，简而言之，则是与社会的需求没有直接关系，这实在是与胡适所孜孜以求的借自杜威试验/实用主义的治学之道成为一大悖论。唐先生解释说，“（他）并不是说适之先生倡导自由是搞错了。我只是指出他没有解释‘自由’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争取‘自由’和如何去争取‘自由’罢了。”身处美国多年的唐德刚说出这些让我等在国内长久浸淫于“马列”而深知“阶级分析和时代分析”之妙处的人多少有点熟悉的话语，这确实让我感觉新鲜和惊诧。

唐先生是吃透了胡适了。他似乎处处要跟胡适过不去。对于胡适最出名的地方，比如文学革命之论，唐先生实施了严厉的“批评的解剖”。上世纪初的胡适认定新文学的出路在于换用白话，因为文言是“半死的语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使得青年胡适一举成名，而从其自述来看，此文的缘由乃是几个留美同学间的争议的结果。唐先生说：“青年胡适躺在歌大的员工宿舍之内，冥想一番，再和那几位满肚皮英文“教科书”的同学辩论一通，就对全部中国文学史，下起了极武断的结论，而掀起现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学革命的高潮。”胡适在对待文言上的激进态度显然让唐德刚不能贸然接受。唐氏早年在家里上过私塾，后又进过新式学校，两相比较，白话文的学习实在是有点虚度时光。唐先生自己的看法是：“我国的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体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祸国殃民的老头子，用的还不是这一句吗？你说它是文言呢？还是白话呢？”这种辩证的看法与青年胡适那种截然两段的机械的态度形成对照。可惜的是唐先生的意见只是后话，想当年文学革命风靡神州，民国政府下专令，所有中小学一律修读白话，废除文言教学。不良后果到现在依旧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唐先生跟胡适唱对台戏其实质是要我们好好反思历史，尤其是五四运动本身的影响。这一点胡适之先生要是九泉之下有灵，恐怕也不会反对。

唐先生与胡适对着干的地方全书俯拾皆是。但是这不是等于唐氏在贬低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恰恰相反，经过唐先生这种批判式的解读，作为读者我们对胡适的成就，特别是他做的诸多开创性的工作会有更切实际的了解。这实际上也是唐先生的初衷，正如他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经过历史的变迁后，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对胡适是何许人也知道的真是不多，有些人（唐先生特别指出，一些留学美国的科技人才）对胡适和胡适之是不是同一个人也不敢肯定。而不知道胡适，又如何能够了解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当然换个角度讲，不从历史的实际的维度出发去解剖胡适，要想真正了解胡适同样不容易。唐先生对胡适的解剖实则是要我们进入历史，让历史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

唐先生对胡适其实是很尊重的，认为“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在运用“批评的解剖”的手术刀同时，也对胡适的功绩大加赞扬。比如，胡适在康奈尔当过员工会主席，懂得如何主持会议，对开会的程序更是心领神会。回国后有机会也会展示一番这种本领，在唐先生看来，这其实正是民主的要领所在，从开会的程序可以演示出民主的过程。 在现代中国另一位深谙此种深刻道理的是孙中山。所以唐先生说孙，胡两位前贤是“众睡独醒的‘现代哲人’。”这种从小事入手整治民主体制的路径到现在仍是我们的一大缺陷。昨天的《新民晚报》有一头版新闻，标题是“‘一个懂得排队的中国’让人敬佩”。这个标题也许可以改成“从排队看中国的现代化”，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唐德刚先生真是慧眼，入木三分，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也因此佩服起了胡适。

当然，胡适让我等佩服远不止这些。从唐德刚与胡适的“对话”中，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发见胡适的伟大或者是高人一筹之处。胡适对五四的评价是，一个原本是文化上的运动转变成了政治运动，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是不幸的。与此观点相关的是，胡适认为做学问要凭着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奉命而做(唐氏对此做了一点小小的讽刺)，唐先生把它总结为“没有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用大白话说，也就是中立的兴趣，或者说完全出自自身的兴趣。这里所谓的“中立”实则是针对政治而言的，我们知道其实不存在所谓“中立”的态度，任何学问都是与某种政治态度相关的(在后现代语境下，此话应是更加靠谱)。胡适所谓的“中立”是要与现实政治保持一点距离，所谓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也正是这一点上，几十年来他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左右两派都对他扔去了无数个重磅炸弹（有趣的是，批判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他更看清自己的机会。这正是self vs other 的最好实例）。但是，几十年过去后，在政治斗争的硝烟逐渐弥散之时，再来看胡适的做法不能不说也有其相当的道理所在。别的不说，假如胡适也如他的批判者那样全身心卷入政治之中，恐怕也就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出现。至少不会一心钻进古纸堆不回头。胡适总结他的治学之道总是喜欢用“科学”两字，言外之意也就是撇去外加影响，一心只求真实所在。所以他会大骂他做研究以前的佛教史，认为充斥太多假冒伪劣的东西，他研究佛教历史的一个贡献便是几乎改写了整个禅宗史，这当然与他一直坚持的“求真”的考据式（中国版的杜威试验主义）学问之道不无关系。但是正如唐德刚所指出的，胡适只能谈佛教的材料，而不能谈佛教本身。举个例子来说，不管《六祖坛经》是不是真的出自六祖本身，它在历史上发生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换言之，要研究思想史恐怕不能不研究这部“假经”已经发挥的作用。胡适对此可能是不屑一顾的。他的思想史研究也就是变成了半部而不是全部。不过胡适自有其自己的道理可言，从其自述来看，他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一个总的目标，便是：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从北宋朱熹起已经开始了，复兴的是佛教东传过来前的古文化，核心便是孔子、老子们的文化。胡适曾感慨，佛教传至中国实是中国文化之大不幸（这一点不明白，好像胡适是把佛教开始传到中国的两汉时期一直到北宋年间这段时间比之于西方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从这一点上说，胡适称五四从文化运动变成政治运动，实则是说成为政治运动后的五四也就不能传承“文艺复兴”了。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这种传承的重要性。而在大谈特谈“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忽然间，我们又回到胡适命题的当年。这还真是有趣，真要感谢唐德刚先生此书有趣的评注，正是在唐先生开拓的大维度的历史空间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反反复复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