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

　　2021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美国佛蒙特州埃塞克斯郡的一座大楼里，一群没有戴口罩的（白人）家长们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与他们一同参与这个集会的还有佛蒙特州共和党主席德布·彼拉多（Deb Billado）及保守派博主盖伊·佩奇（Guy Page）。发言的是埃塞克斯郡韦斯特福德学区理事会新当选成员利兹·卡迪（Liz Cady），她以公开批评“黑命贵运动”、学区的教育平权政策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而闻名。“大多数美国人以及我在佛蒙特遇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的肤色。他们关心的是你的品质！……公立学校应该远离意识形态和层出不穷的理论，它们应当致力于给所有员工提供卓越的教育。批判性种族理论不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都不应当出现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她的发言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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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街对面的一座教堂里，另外一场同样以种族问题为中心议题的集会也正在进行。集会召集人民主党州议员塔尼亚·维霍夫斯基（Tanya Vyhovsky）以及另一群（肤色各异的）家长和员工戴着口罩，保持着社交距离。其中一个员工说他们试图在课堂里讨论种族问题，但遭到了其他员工的反对和忽视，甚至连他们抱以厚望的老师也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与会的另一位员工认为学校里所教授的历史是彻头彻尾的“教条灌输”，白人教师和员工对种族问题态度冷漠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保护自己的社会权力，所以对种族问题视而不见。

　　这样针锋相对的集会像是一场“对台戏”。起初是在学术界，后来扩散到新闻界，现在连公立学校里，这样的对立阵营也越来越常见。过去的几个月中，在共和党主导的一些州，如亚利桑那、新罕布什尔、俄克拉荷马等，已经或正在通过法案，试图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否可以在学校被教授，已然成了一场“教育战争”，埃塞克斯是这场战争中无数的战场之一，前文描述的集会是这场战争的某一场战斗。战争的导火索则是《纽约时报》推出的“1619项目课程”。

　　3、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

　　尽管围绕“1619项目课程”的辩论与历史有关，但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却不仅仅关乎文化和历史，更关乎现实。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学校一直在进行改革，但这些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改革——诸如基于标准的课程运动、加强问责、推动私人公司的影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力争上游》计划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有色人种在教育上的比较劣势。相反，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在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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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界喜欢从性别和阶层的角度对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理论化建构，至于教育中的种族差异，美国学界过去采纳的是“劣等种族范式（inferiority paradigm）”——有色人种在生理和基因上不如白人。这一范式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人种间的智商有差异；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被作为标准用来与其他族群进行比较；运用统一的方法与工具测量族群差异；尽管族群之间存在着社会阶层、性别、文化背景、英语熟练程度等变量差异，这些因素都是外部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一些研究指出，针对有色人种的补偿性教育政策注定会失败，因为目标群体的智商本来就低，在解决社会问题、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政策及解释教育政策效果时应当考虑到人种之间的生理性差异。这一范式由于对有色人种赤裸裸的歧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随着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中蔓延，谈论肤色容易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人们对肤色的关注慢慢变得谨慎，如何在学校情境中谈论种族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棘手，于是“种族色盲主义（racial color blindedness）”逐渐流行。

　　种族色盲主义者认为在做决定、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时不应当考虑种族差异。当人们对种族问题毫不关注时，种族歧视也就不存在了。教育中的种族色盲主义体现在制定标准化的课程要求，对所有人种一视同仁，淡化种族差异，在此基础上突出平等。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当不考虑家庭结构、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等因素的话，种族这个单一因素并不能使一个孩子的学业成就更好或者更差。黑人与白人成年后的收入差异不是由肤色决定的，而是由家庭结构、教育成就和工作性质决定的。

　　问题是，黑人与白人在家庭结构、教育成就和工作上的差距恰恰是种族歧视的结果。种族歧视，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系统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种族歧视，才是有色人种在学业成就上遭遇到的最大障碍。所谓系统性种族歧视是指那些原本根植于社会、政府和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则、实践和习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但实际上这些歧视性规则、实践和习惯的残余影响渗透在整个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例如，尽管美国公立学校里的有色人种已经超过了半数，但公立学校里80%以上的教师却是白人（2018年数据）；黑人为主社区的房价要低于白人为主社区的房价，其学区也相对较差；由于卫生条件不同，有色人种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要高于白人……

　　所谓结构性种族歧视是指由公共政策、机构实践、文化表征及其他社会规范所构成的体系，这些要素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得种族间不平等无处不在。结构性歧视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有意识的行为，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例如，相对于白人儿童而言，黑人儿童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而被送到特殊教育机构，因缺少关心和发展而沾染不良习性，然后他们会被开除，成年之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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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种族歧视则是指在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潜在的系统性不平等资源分配。比如，一个黑人员工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往往高于跟他同班的白人同学，因此他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以偿还贷款；这使得他能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少，因而学业成就更加落后。制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种族歧视就像一个庞大的蜘蛛网。制度性歧视是蛛丝，结构性歧视是这张网的一部分，它们一起构成了系统性歧视这张大网，将有色人种牢牢地困在网的中央。

　　与之相反，白人由于历史或者现实的原因在高质量教育、体面的工作、高收入、拥有住房、退休福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被称之为“白人特权”——一种历史积累的、潜移默化的白人特权。例如，白人不需要担心佩戴什么样的口罩，甚至不用担心是否要佩戴口罩，因为白人社区的感染率没有黑人社区高；白人不需要整天担心警察会突然叫停他们的车辆，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白人不会担心随时被别人当作小偷或乞丐。所谓白人特权并不是说白人没有这些问题而黑人成天碰到这样的问题，而是指黑人经常仅仅由于肤色不同而遇到这样的问题。白人一旦被有色人种提醒种族问题的存在，就会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白人的脆弱”。

　　将种族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简单的生理差异，将种族歧视视为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而不只是个人偏见的产物，这是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1619项目课程”的理论支撑，这才是“1619项目课程”遭到抵制的深层原因。教育中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主要探究教育中的政策与实践如何导致顽固的不平等状况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研究的对象包括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国人学区的拨款不足、对黑人员工过度的惩戒、有色人种在争取优势项目时遭遇的系统性障碍、为高中入学设置有倾向性的选拔条件、强化种族主义的课程资源等。

　　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由来已久，批判性种族理论只不过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又一次战斗而已。例如，自20世纪30年代起，保守主义者试图将鼓励员工思考经济不平等根源的教材逐出校园，声称这些教材给员工灌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的人口构成越来越多样化，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围绕传统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展开了“经典名著战争”，保守主义者认为依据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增加来自其他文化的经典著作会压制教育的真正动机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历史科目，保守主义者于1994年试图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禁止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北美印第安人被隔离或受到暴力对待的内容。这次围绕“1619项目课程”的争论中，保守主义者认为该项目课程刻意抹黑美国的历史，是针对白人的莫须有罪名，并将最终分裂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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