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戈宝权，1913年2月15日生于江苏东台，曾用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1928年进入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习过英语、法语和日语，自学世界语。1930年肄业，进入上海《时事新报》任编辑。1932年初受叔父鼓励开始学习俄语，1935至1937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七七事变爆发，毅然回国参战。戈宝权历任《新华日报》编辑、《新华日报》编辑，兼任《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特约通讯员。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一报一刊，后进塔斯社工作，负责编辑《苏联文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苏文化协会理 事及该会编译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委员、《中苏文化》和《文学月报》编委等。1946—1948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自1930年代起，他开始翻译和研究俄苏文学，近60 年来，译过苏东欧和亚非拉各国 文学作品不下于90篇；发表译介俄苏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等的文章 35 篇以上；译著（含合译）不下于45部，有关外国文学的著作10部以上，共计500余万字。参加编辑和注释《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等，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先后获得许多国际荣誉称号。1981 年离休，仍孜孜不倦，直至病终。

主要作品：译作有《普希金诗集》、《海燕》、《戈宝权译文集》、《裴多菲小说散文集》、《高尔基小说论文集》等。著作有《阿Q正传在国外》、《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外文学因缘》等。文章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鲁迅和爱先珂》、《泰戈尔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罗曼·罗兰与中国》、《郭沫若与外国文学》、《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托尔斯泰和中国》等。

翻译故事：1929年，16岁的戈宝权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喜爱苏联文学，他很崇拜苏联诗人普希金。5年后，戈宝权作为天津《大公报》驻苏联特派记者，来到了他所向往的普希金的故乡——苏联。两年的驻苏联的记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感受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还有许多苏联世界语者朋友的真诚。抗战爆发，戈宝权毅然地回到祖国这一片燃烧的土地，他怀着为祖国战斗的神圣的愿望，来到中国抗战中心——武汉。他当即走进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社的住所，并任该报社的编辑编委，又兼《群众》周刊的主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最富有传奇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并具有政治家胸怀的周恩来，深深地感染着戈宝权，而周恩来也很敬重这位从苏联回国抗战的会多种语言的青年苏联文学专家。戈宝权也很珍惜自己能够幸运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周恩来的教诲和亲切关怀下，（1938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戈宝权从北京路经哈尔滨，准备前往苏联接管国民党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从报上看到有些人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和翻译的苏联诗歌作品，便与有关单位联系，要求和这些作者见见面谈一谈。戈宝权早早到达了指定的地点，等了许久却发现只有高莽一个人到场。经过核对发现，被邀请者其实只有高莽，只不过用了不同的笔名。最后，戈宝权与高莽开了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谈论关于俄苏文学的看法。在当时，翻译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往往与汉奸挂钩。但戈宝权教导了他正确地对待翻译事业，即“看你翻译什么东西，看你是为什么人做翻译”。

“文革”十年戈宝权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从事政治运动，抓“五一六”，进行劳动改造。戈宝权先生曾一度当了邮递员，每天不管天气如何，刮风下雨都要步行几十里路到县城去取送邮件。当时军宣队宣布外国文学是“封资修”的东西，属于阅读“禁区”。戈宝权便认真研究马列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典故。他挤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的学识。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伊始，戈宝权这一稀有人才不断接到国外邀请，多次出国访问。

托尔斯泰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在苏期间，他曾多次访过托氏故乡及其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由一件事可见一斑：1928—1958年出齐了 91卷本《托尔斯泰全集》，戈宝权花几十年时间才收齐，虽经“文革”浩劫和 1976 年地震，他却一直保存了这份我国唯一完整的《托尔斯泰全集》原版，1986 年献存于南京图书馆。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钱款，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戈宝权在红场亲见过他，后参加了高尔基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论及高尔基的开拓者。

戈宝权与俄罗斯作家爱伦堡有着深厚的友情。1938—1945年间，戈宝权不断地翻译了爱伦堡的通讯和政论文字，刊于《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报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更好地译出这些作品，戈宝权与作者爱伦堡保持书信往来。1942年12月2日爱伦堡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对我的关心和中国读者对我的著作的兴趣，使我非常高兴和触动着我的心。……你不难想象，我的书用中文出版，这对我将是怎样的一种快乐。我不了解你们这个美好的国家，但是你们多少年来的英勇斗争，鼓舞了所有拥护自由的人们！”他们神交多年，直至 1949 年才相见。那年 8—9 月，戈宝权参加全苏保卫和平大会，会间，他们多次相会。1949 年后戈宝权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期间，常应邀作客。1951 年 9 月，爱伦堡访华，戈宝权在火车站为他送行。1954 年戈宝权离任回国前向他辞行，这是最后的一见。

《海燕歌》翻译手稿

《春天的旋律幻想曲》翻译手稿